读《宋诗选注》有感

常言，唐诗宋词是中华文坛上的两朵奇葩。唐人开拓诗歌疆域在前，宋诗无法与唐诗气象作比，不免陷入模仿、固化的局面，但依旧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先生依照一定原则编选的注释书籍，不可不谓旁征博引、注释翔实。相较于严肃的选注文学，这本书更像个人研究的笔记，在基于科学考证的基础上，思维信马由缰，语言幽默风趣，具有独特的意趣和韵味。

《宋诗选注》主要是由诗句引用出处的注解以及对诗歌个别字词注释共同构成的，其中间或囊括了钱钟书先生个人独到的认知与思考。从所选诗作的的注解中不难看出，宋诗往往作于前人基础之上，诗句多有迹可循。钱钟书先生举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亚历山大在他父王外出打仗时忧心忡忡，生怕河山一统，而自己的宏图无处施展。宋诗在唐诗光芒的笼罩下，依照唐诗做了榜样，在此基础上不断拓深，却止步于开辟新的天地。“不求与古人和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努力在“合”中求异，这使得宋诗的发展受到了拘束，也生了惰性。正如六朝钟嵘批评其“殆同书抄”，不可不谓笔力辛辣。

在此等情况下，钱钟书先生在选取宋诗的时候注重文采与新意的结合、注重选择全篇结构的匀称以及直到现在依然有流传意味的诗篇，我们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宋诗的整体特征以及探寻其在唐诗的影响下艰难的发展历程。

宋诗在内容上较为突出的特征诗是少爱情与边塞诗作，而多酬和、描写社会生活风貌的诗作。受限于封建社会对于正常情感诉求的压制，男女闺阁之情往往被纳入词作之流，诗歌少见，且往往落入呆板、模式化的僵局；而在社会生活方面，正如古人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宋收复了残唐五代的割据局面，空前一统。但与此同时，科举制过于泛滥，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空前浩荡，人民群众深受苦难，这种复杂的社会境况一定程度上为宋诗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推动宋诗成为一个展现社会面貌、揭露社会现状的窗口。宋诗中多见对社会风貌的描写，典型代表有诸诗人对清明时节的刻画，王禹偁的《寒食》、宋思想家邵雍的《春游》便为我们论证了清明佳节的繁盛景象，我们得以从诗句中联想到《清明上河图》中北宋汴梁的盛况。揭露社会现状的诗篇也占据了很大篇幅，如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注释引用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劄子》来论证弓箭手惨状；柳永的《煮海歌》、王冕的《商亭户》对盐民痛切生活的刻画与慨叹；文同的《织妇怨》对于织妇困窘生活的泣血控诉；郑獬的《采凫茨》对冗费的批驳……宋诗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不等同于历史，宋诗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的历史风貌，但远不能传真留影。士大夫在阶级矛盾上反对苛政，但大多囿于官僚地主的阶层地位，往往是站在朝廷与政府一边的。钱钟书先生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北宋宋诗中的梁山伯只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伯”，捧腹之余不禁令人拍手称快。

宋代的部分诗人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打破前人的桎梏，另创新的诗歌局面，这在选诗中可以窥见端倪。王禹偁推崇杜甫的诗歌创新，在《日长简仲咸》中便用了当时机具开创性的语言歌颂杜诗——“子美集开诗世界”；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一诗中“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就将官吏腐败生活进一步写到其高谈阔论的现象，令人耳目一新；梅尧臣主张平淡、用字朴素，力图矫正西昆体华而不实、大而不当的习气，如《田家》一诗中将汉代《报孙会宗书》与《七步诗》的典故相结合，移花接木写贫农生活，不可不谓之新奇……当然这种创新时而矫枉过正，出现了一些笨重琐碎的字词，钱钟书先生对这种状况调侃道：“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宋诗选注》不仅仅是一本注释翔实、旁征博引的理论著作，更是一本文笔幽默、思维发散的行文笔记。读此书，不仅能够大体认识到宋诗的总体特征，同时可窥见其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的不足与新意。

至于愉悦心情的益处，更是不必赘述了。